记者 张铃
近两年，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有一个明显的感受：来精神科的孩子越来越多了。
他们中不少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问题学生，相反，很多来自重点中学、重点班，成绩并不差。但某一天开始，他们突然无法再走进教室。
有的孩子作息紊乱，昼夜颠倒，白天睡、晚上清醒；有的反复出现头痛、头晕、发烧等不适；还有人长期拖延、萎靡，明明具备完成学业的能力，却逐渐失去了起床、学习和社交的动力。
在综合医院的多个科室间，这些症状常常被分别归入不同的疾病：心脏、消化系统、呼吸系统，甚至颈椎、免疫系统。但在精神科医生的视角中，它们可能指向同一个来源——长期的压力、焦虑与无法被识别的情绪困境。
来北京安定医院的，多是在各地辗转多次仍未解决问题的疑难患者。从20世纪90年代起，姜涛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，见过数以万计的复杂病例。他逐渐意识到，很多精神疾病的困境并不只存在于诊室内，而是反复以类似的方式出现：在孩子的休学、在成人的崩溃、在被误读的躯体症状中。
基于这些长期观察，姜涛开始尝试系统整理自己的临床经验，并最终形成了《安定此心：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》。这本书出版后，读者的反馈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。
休学的孩子
经济观察报：在你的门诊，休学的孩子多吗？
姜涛：很多，我都看不过来。我们医院的儿童精神科特别忙。
现在，休学问题挺可怕的。有个海淀区重点班的高一孩子跟我说，他们班30多个人，像他这样不上学的有两三个，还有十几个在硬扛，随时可能崩溃。
经济观察报：孩子休学主要因为什么？
姜涛：主要是人际关系和亲子关系。很多重点学校、重点班的孩子，人际压力特别大，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。很多孩子抑郁、焦虑，还有的有强迫症、学校恐惧症。
经济观察报：会不会有家长觉得孩子上不了学只是不想吃苦？
姜涛：确实有一部分家长一开始会认为孩子“作”，不过现在越来越多家长意识到问题的本质，因为身边上不了学的孩子太多了。
经济观察报：出问题的主要是哪个年龄段的孩子？
姜涛：多数是12岁— 18岁、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。他们都如花似玉、青春年少，但因为某些方面适应不了，就抑郁、焦虑、上不了学，非常可惜。
经济观察报：休学的大学生多吗？
姜涛：也挺多。很多大学生五六年、六七年都毕不了业。很多人天天在宿舍躺着，不出门，不学习，也不上课，一点动力都没有。
经济观察报：这些休学的孩子和所谓的“差生”有什么不一样？“没动力”和“懒”的区别是什么？
姜涛：“差生”可能能力不够，但能控制自己，能坚持学习，只是学不好才逐渐放弃。休学的孩子往往有学好的能力，但抑郁和焦虑导致他们缺乏自控力，任其拖延、萎靡，欠的学业越多，始动性越差，最后只好彻底躺平。
正常人会有一种被羞耻感、荣誉感、竞争所催生的自控力，再累再苦也要学，起码别被落下，但抑郁症病人缺乏这样的动机。
有的人天生就懒，那是性格使然，不是病。抑郁症患者的提不起劲是有变化的，原来特勤快，突然什么都不想干了，爱卫生的人地都懒得扫了，爱漂亮的女孩妆都懒得化了，这就可能是抑郁的问题。
经济观察报：相比成人，你给孩子开药会更谨慎吗？
姜涛：现在很多家长主动要求开药，只求让孩子先恢复上学，他们等不起。他们担心孩子总是白天睡觉、晚上玩手机，把身体搞垮了，有的孩子才十五六岁，就长到两三百斤。
但说实话，我不建议这么早用药，药毕竟有副作用，而且小儿用药也不会立竿见影，不是说吃了药马上就能上学。
经济观察报：你在书里提到，抗抑郁药不是变笨药，但很多患者和家属确实会因为担心影响大脑而拒绝用药，这种担忧的来源是什么？
姜涛：很多老百姓把精神科用药和安定类用药混为一谈，都认为会成瘾、损脑子，其实不是。有些镇静催眠药，长期吃可能对认知有影响。但抗抑郁药、抗精神病药、心境稳定剂，其实就跟降压药、降脂药一样，也是作用在皮层，改善人的情绪和精神症状，并不成瘾。当然，长期用药要规避副作用，这跟其他药一样。
经济观察报：除了用药，公众对精神健康的评估与诊断也有很多疑惑。
姜涛：也有很多误读。包括医生的倾向性也不一样，有的倾向于诊断得敏感一点，有的尽量别给孩子戴抑郁症的“帽子”。像我就不想过早给戴“帽子”，这样孩子和家庭都有压力，我会先放在“灰色地带”，根据不同孩子和家庭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。
经济观察报：孩子生病，常常是家庭病了。据你观察，家长有问题的比例高吗？
姜涛：挺高。很多家长总吵架，离婚的越来越多。社会压力也大，失业、创业失败的人不少，大人崩溃，孩子跟着倒霉。
有的家长会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，希望孩子替他们实现，所以要求特别高。有的家长自身压力大，觉得自己能扛过去，那孩子也可以。
经济观察报：你会怎么跟这样的家长沟通？
姜涛：我会说，时代不同了。过去不努力的话吃饭都成问题，但是现在孩子可以选择的路径会更加多样，并非只有学习这一条路才能生存下去。
经济观察报：其实年轻人生活条件更好了，但升学、就业压力也更大了。
姜涛：就是这样，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很不容易。像我年轻时，当医生的核心任务就是把病人看好。现在的年轻医生，平时工作的内容不只是看病，还需要准备论文、做项目等等，太辛苦了。
学不下去的孩子
经济观察报：关于青少年抑郁率，目前比较权威的数据是什么？
姜涛：《柳叶刀-区域健康(西太平洋)》数据显示，中国儿童青少年群体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。2021年，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为8.9%，约3080万例。
经济观察报：你在书里提到，青少年抑郁确诊明显增多有两个节点，其中一个是2014年以后，这是为什么？
姜涛：智能手机迅速普及后，微信、微博、抖音出现，信息爆炸，各种刺激都来了。网上的东西良莠不齐，如果对信息没有清晰的辨别，人们很容易迷失自己。
经济观察报：信息爆炸和网络环境，对青少年的影响为什么会比成年人更大？
姜涛：青少年心智不成熟，更难接受复杂阴暗的信息。我们国家在青少年上网管理上还需要进一步提升。像澳大利亚、意大利，已经禁止16岁以下孩子用智能手机和进网吧了。
现在的信息里充斥着人缘好、长相好、学习好、工作好的内容，但这往往会让孩子们走入误区，陷入痛苦。他们其实不懂什么是精英，只觉得快乐玩耍最好，但在现实环境中所受到的信息冲击则是巨大的。
经济观察报：你在门诊能直接观察到这种网络冲击吗？
姜涛：有的孩子坐在我对面，但根本就不理我，不管我问什么，他们就只是低头划拉手机。他们来看病只是应付父母的差事。
经济观察报：你在书里提到的另一个节点是新冠疫情之后。疫情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什么影响？
姜涛：疫情几年，孩子们经常在家上网课，基本处于孤岛状态，和同龄人的交流都靠网络。疫情结束后回到学校，交往模式突然变了。孩子心智不像成年人那么成熟，就很难适应。
经济观察报：这两年，AI会带来和智能手机类似的冲击吗？
姜涛：AI的影响其实是多元的。现在不少人选择和DeepSeek、豆包交流自己的心理问题。AI虽然缺乏人的共情能力，但态度好，善于讲道理，而且不花钱，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心理治疗的不足。不过，AI的参考文献还相对落后，这是值得警惕的。
经济观察报：现在很多平台不断推送抑郁症、NPD（自恋型人格障碍）、BPD（边缘型人格障碍）、ADHD（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）等内容，这种算法式焦虑会带来什么影响？
姜涛：像NPD、BPD，都是很严重的人格障碍，诊断非常复杂，但现在网上随便几个量表就诊断了，是不恰当的。
ADHD也是很严重的疾病，患者常会出现严重的行为问题，诊断也很复杂，需要面谈和工具评估。我前几天接诊一个小伙子，在路口等红灯嫌太慢，下车把灯箱砸了。后来做行为评估，发现他就是ADHD，缺乏耐心、冲动、控制力差。
算法的包围，可能让人忽略真正该关注的问题，放大原本没有的问题。有的人原本只是情绪低落、压力大，但平台不断给他推送强化情绪的内容，他就可能慢慢陷进一种抑郁氛围里，把自己当成病人。这样一来，有些本来没必要吃药的人，可能开始过度治疗；还有一些人，在被贴上疾病标签之后，会把很多现实问题都归因到疾病上。
被误读的精神疾病
经济观察报：你当精神科医生很多年了，从90年代到现在，大众对精神疾病认知变化的阶段性趋势是怎样的？
姜涛：我刚毕业时，大家对精神疾病认识很低，把精神疾病等同于精神分裂症，谈虎色变。一旦确诊，好像马上就会被社会隔离。
2003年非典之后，出现大量抑郁、焦虑病人，让很多人对这类疾病有了认识。2006年，北京做过一个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，发现患病率达到6%。这时候，大家开始不觉得抑郁症特别羞耻了，能逐渐接受这种病，把它叫作“心灵的感冒”。在公众认知变化过程中，媒体做了很大工作。
2014年以后，智能手机普及，大家对精神疾病的认知更多了，也更能接受了。很多年轻人不允许自己长期焦虑、不舒服，会主动就医。
到了新冠疫情之后，大家更关注情绪问题了。虽然有些讨论不够科学，但比漠视、摒弃或孤立强得多。
经济观察报：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漠视、摒弃或孤立有多可怕？
姜涛：我有个病人，休学一年后复学，宿舍的人都不接受她，她闺蜜也跟她绝交。后来这个女孩自杀了，很可惜。这也是最近十年的例子，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知还是不平衡。
2023年，我接诊过一个多次尝试自杀的病人。她是个特别好的大学生，文静、可爱，处处为人着想，人缘也特别好。每次都有不同的同学陪她过来，有时老师也来。我跟她说，你的自杀风险太高，得住院。她拒绝联系家长。后来我通过老师了解到，她父母都很优秀，但不认可抑郁症，认为孩子考不好、情绪低就是不坚强。
过了一段时间，她同学告诉我，她已经自杀了。我非常震惊，非常难过。她才21岁，人生才刚刚开始。我就觉得，哪怕我再努力一下呢？
经济观察报：你在书里也写过，人们不会指责骨折患者不坚强，却习惯给精神疾病贴上意志薄弱的标签。对于对精神疾病抱有偏见的人，你有什么建议？
姜涛：我只能说，你一旦得过一次抑郁症或焦虑症，就能体会其中的痛苦。没得过的人，不要轻易给病人下“意志薄弱”的结论。
经济观察报：精神类疾病有阶层分布特征吗？
姜涛：经济条件不好、社会压力大的人更容易应激，也更容易抑郁，只是经济条件相对不好的人的就诊率较低。
精神类疾病跟有没有钱关系不大，跟人性倒有一定关系。得抑郁症的人，大部分其实是比较善良、有责任感的，希望为别人、家庭、朋友多做一点，所以就伤害了自己，内耗了自己。
经济观察报：如果善良的人已经生病了，怎样做能尽量减少受到的伤害？
姜涛：及早寻求治疗，包括心理治疗、药物治疗。在治疗和康复过程中，也要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、处事方式和行为模式。
很多人生病，其实就是因为总想把什么都做好，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太在意外界的关注和认可。我也想对生过病的人说，别重蹈覆辙，不需要什么都做到完美，让自己内心平静一点就可以了。
身体替情绪说话
经济观察报：青少年的抑郁会有什么外在表现？
姜涛：最常见的是作息不规律、昼夜颠倒，白天睡、晚上不睡。此外，还有头晕、头疼、贪食、发烧。有的学生一到学校就头疼、发烧，一回家就好了，这些都是躯体化症状。
有的人之所以会有不明原因的发烧，是因为节律中枢、睡眠中枢和体温调节中枢都在大脑皮层，可能互相干扰。我见过一个病人，每天发烧38度多，检查一个多月什么都查不出来，后来发现是长期失眠、作息紊乱。
经济观察报：什么是躯体化？
姜涛：人内心有很多解决不了的冲突，心理防御机制发生作用后，一些现实焦虑和精神压力会转化到躯体上。这种机制还不完全清楚，只知道和植物神经功能有关。
经济观察报：情绪问题导致的常见躯体化症状有哪些？
姜涛：各个器官都可能发生躯体化症状。在心血管系统，可能表现为心慌、胸闷、气短、心悸，常被当成心脏问题；在呼吸系统，可能表现为憋气、呼吸不畅，常被归为过度换气综合征；在消化系统，常表现为胃肠不适、腹痛、腹泻、便秘，可能被诊断为肠易激综合征；在泌尿系统，则可能反复尿频、尿急，但尿检和影像学检查又查不出明显异常，可能被诊断为非特异性膀胱炎。这些症状虽然表现为躯体不适，但根本原因是心理应激和自主神经功能紊乱，而不是器官本身出了问题。
情绪还可能引起各种疼痛，比如口腔、眼部、肩背部疼痛。有些患者查不出明确病因，却被诊断为灼口症、干眼症、颈椎病、筋膜炎、纤维肌痛等。
我有腰间盘突出，经常去按摩医院按摩，我发现怎么那么多年轻人过来，还都说自己有颈椎病、腰椎病。哪有那么多颈椎病、腰椎病？这些是老年人才容易得的病。人岁数大了，肌肉韧带老化，拉不住骨头了，颈椎和腰椎才容易出问题。二三十岁的年轻人，肌肉韧带其实非常强壮。
部分年轻人的症状可能是焦虑导致的。如果医生没有心理健康的概念，可能会给他们对号入座成某种疾病。这种情况按其他病治疗，症状往往缓解不了，止疼药、舒缓药吃了还是疼。
经济观察报：如果是情绪导致的疼痛，有什么缓解的办法？
姜涛：不要庸人自扰，非要什么都做到最好，那肯定就会焦虑，一焦虑就会有疼痛。该休息休息，该减压减压，把心态放平。必要时可以做理疗、按摩、正念、冥想。要是疼得影响功能了，就得及时就医、用药。
经济观察报：有人认为“躯体化”被滥用了，变成了一个时髦词汇，这种看法有合理性吗？
姜涛：很多人希望任何事都能有个归因。如果身体疼，但找不着原因，人会很焦虑。躯体化这个解释能让人接受。而且很多人会慢慢发现，这种不舒服时好时坏，心情高兴就减轻，心情不好就加重，那就更容易接受了。
其实每个人都有躯体化的可能性，它和社会节奏、压力关系很大。有些人即使已经出现躯体化，也意识不到情绪问题。比如一些自认为内心很强大的人，会觉得身体不舒服只是累了；还有压力特别大的人，比如企业老总、家里顶梁柱，他们不能倒下，就一直硬扛；还有一些“有闲阶层”，有钱有时间，什么都不用干，但长期缺乏工作和社交带来的张力，也可能出现躯体化而不自知。
在综合医院各个科室，尤其是内科，会有很多这样的病人，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，或只能查出一点小毛病，但主诉很强。
经济观察报：只是有抑郁、焦虑情绪，但没到疾病程度的人，也会有躯体化吗？
姜涛：会有。压力特别大，或很紧张、焦虑的时候，就可能产生躯体化。
经济观察报：在你的门诊，在其他科室转了一圈的病人多吗？
姜涛：挺多的，几乎每次出诊，我都会碰到两三个。很多人提着几斤重的检查资料，CT、核磁、各种化验都做了，在不同科室转好几圈。
在心理健康概念不普及的时代，很多病人被误诊，甚至被做了手术。现在，综合医院的一些医生意识已经变强了，我很多病人是他们介绍来的。
经济观察报：有没有什么机制，能减少人们因为躯体化到处看病的情况？
姜涛：我们有规定，在确诊精神疾病之前，必须排除躯体疾病，否则可能把真正的躯体疾病漏掉。
我见过反向误诊。有个大学生总胃疼，查不出问题，医生就建议他到精神科，他在精神科看了一年，吃各种抗焦虑药，最后发现是胃癌。还有一个老人胃不舒服，我坚持让她先排除躯体疾病，后来确诊了胰腺癌。
总体来说，这种案例很少，但我们还是要保持谨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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